张允文是1959年7月从上海师范学院毕业分配至市体校工作的元老教师。他是中学语文高级教师，潜心教学，深受学生欢迎；也担任过教务科科长、教务科党支部书记等职，为学校辛勤耕耘四十载，为人师表，桃李天下。 1985年，他荣获国家体委颁发的“新中国体育开拓者”荣誉章、荣誉证书。退休后，张允文也一直关心学校发展。最近，他还专程送来一副墨宝，表达了对学校六十华诞的美好祝福。
记者：张先生，您是市体校的元老，1959年9月，上海市体校建校时您是第一批职工，请回忆一下学校的初创者还有哪些人？学校开设了哪些项目？张允文：可能回忆不全。市体委策划、筹备的领导人是体委秘书长沈家麟（后任体委副主任、主任），筹备阶段的临时负责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团委书记姚纪梅。第一任校长是苏健，但苏校长正带队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，不能分身。学校当时有7个项目，主要是田径、体操、游泳、足球、乒乓、篮球、排球，市体委抽调的第一批教练员都是上海滩上的优秀教练、著名教头，如篮球有钱国安、朱承塘，足球有唐文厚，排球有宋宗舫（1年后，因复旦成立排球队，被征调去复旦创建排球队，其夫人顾美娟也是市体校教练，曾任训练科长）、董复珊，游泳有童根祥和潘家玲，不久又派来杨玉群，体操有翁孝先、杨孝培，田径有翁士堃、柳百敏、刘贵芬、禢佩群、潘月娥， 乒乓有李宗沛和徐介德等。文化老师第一批有7个人，其中5人是上海师范学院的应届毕业生，语文老师除了我还有冯嘉禾，数学老师有马运生和顾伯远、物理老师是侯文根，另外，还有俄语老师刘长蕴、语文老师孟桂芳从外校调入。当时，训练科负责人是翁士堃，篮球队还来了名教头孔广益；教务科负责人是庞为；政治辅导室有郭牧、周菊芳、赵承敏，郭牧是负责人，食堂负责人是乐南光；不久，体委派来李荆山，任副校长。
记者：您是上海师范学院毕业，为什么选择体校，而不是普通中学？张允文：1959年上半年，我在浦东建平中学实习，表现甚好，建平中学明示要我留下；因我家在浦东，且建平中学发展趋势不错，前途甚佳，我也想留下。但是，当时上海师院中文科毕业班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，动员我去最新成立的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学校，理由是市里领导非常重视市青少年体校创建，强调这是一所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优秀运动员的体育学校，这些学生将代表上海、代表国家参加国内外体育比赛，所以，希望我们这些毕业生服从组织召唤，为上海体育事业作出贡献。于是，我于1959年7月下旬到市体委报到。记者：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据说是全国成立的第一所体育运动学校，请您说说当时的情况。张允文：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学校前身是上海体育学校，1958年老体校并入上海体育学院预科，留下的旧址就创建市青少年体校。当时学校规划面积是300亩左右，是现在校园面积的一倍，包括了现在的军体俱乐部、冶金新村等，具体情况可以去查1956年12月26日的《新民晚报》。其中场馆方面，有田径场就有2个（其中一个是标准400米跑道）、足球场有3片、其它还有体操房、大礼堂、篮排球房、室外篮排球场、乒乓房。其它还有三层楼的教学楼、食堂、学生宿舍等。这么大的规划，实际上也体现了当时市政府对市青少体工作的高度重视。全国各省市创办少体校应该是在1956年，所以市体校的前身应该是1956年的市少体，校址在南昌路，但与后来的上海市青少年体校关系不大。1959年9月17日正式成立的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学校完全是一所崭新的学校，校址在水电路176。至于是否是全国第一所体育运动学校的说法不够严谨。因为当时学校的名称为“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学校”，还不是体育运动学校。但“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学校”起点高、规模大、设施先进，后来还有中专编制，这在全国肯定是首屈一指的。记者：作为第一批创业元老，我很想知道你们当时那一拨人的精神状态。张允文：作为第一批创业者，当时我们深感荣幸，引以为豪。在当时的环境下，我们都讲拼搏奉献。教练的工作无疑是辛苦繁忙的，但我们文化教师和教练们一样兢兢业业，一丝不苟。每周日傍晚抵校，周六下午放假，陆续回家，与学生同吃同住同生活。每天6点起床（学生6点早训），上午上课，下午备课批作业，晚上8点半晚自修结束后，一般还要继续备课批改作业、自学进修直到深夜11点左右，天天如此。当时，学校文化教师不足，5个班级只有7个教师，我们每人全都是超负荷工作。
记者：张先生，您在市体校工作了近40年，可谓桃李满天下上，请回忆一下，您教过哪些著名的运动员？您对哪一届学生印象最深？张允文：市体校培养的优秀运动员实在太多了，光进入世界大赛前3名的运动员就有100多人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要说印象最深的一届，应该是1978届那个班的学生，那一班我是语文老师兼班主任，副班主任是教数学的李德丽老师。我们与这批学生有更多的交流，还到学生家里去家访，所以印象深一些。这一届学生毕业后去向都不错，其中有4人进入体工队、9人考入北京体院、4人考入上海体院、1人考入复旦大学、1 人进入华东师范大学、5人进入同济大学，只有个别人没有进入大学。要知道，当时全国高考入学率大约只有百分之七，我们这个班高考录取率要达到百分之九十，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，而且，这些学生进入的学校都不错。后来，这一批学生发展得也很好，如杨培刚（曾任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）、吴金贵（曾任国家男子足球队教练，系中超和足协杯冠军教练）、王建国（体育总局自剑中心铁人三项部主任、中国自行车协会秘书长）、林志桦（原上海女足名帅）、任冬鸣（华师大二附中高级教师，所带班级有20多个学生考入清华、北大）、瞿一敏（培养输送了陈雁浩、 谈春华、张峰等跨栏运动员）、沈克俭（现代五项国家队教练，所带运动员连续获得六届全运会冠军）、林德新（美国医学博士）、吴敏华（同济大学体育系主任），还有好几位是企业家。列举不全，抱歉了。
记者：据说，市体校有一位文化教师后来调入上海中学，后来还是上海中学的英语教研组长，是否属实？你觉得市体校文化教师的整体素质如何？张允文：调入上海中学的英语教师叫吴小莺，确实非常优秀。调入上海中学的还有一位，也是英语教师，名叫陆绥靖。实事求是地讲，市体校第一批文化教师是经过选拔的，素质毋庸置疑；1960年，又进了10 多位教师，也都比较优秀。当时能进好老师，一靠政策照顾，二是待遇比一般中学好，所以佩戴市青少体校徽是很自豪的。即使70年代进校的教师，是工农兵大学生，学历上可能有欠缺，但经过社会的大熔炉，能力都很强，如政治老师叶蓓伦（后来曾任市体校校长、体职院院长）、化学老师许周铭（后来曾担任市体育宫主任）、语文老师朱南俊（后来曾担任市体育局彩票中心主任），这些人都成为优秀管理人才。80年代后进校的老师是新生代，大都是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的毕业生，当时，中专老师比普教老师吃香，所以教师素质也是不错的。
记者：现在老同志们聚会，每每忆及苏健校长都是非常敬重，谈谈您所了解的苏健校长。张允文：苏校长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，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，但他勇于告别自己所属的阶级，放弃优越的生活，奔向延安，参加革命。他是那一代进步青年的代表。在延安，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（简称“抗大”），是抗大学员中的佼佼者。后来，经历过解放战争血与火的考验；解放后，他曾担任黄浦区公安局副局长，年仅30来岁。因此，无论是政治素质还是文化水平都是过硬的，尤其是他的军人气质和作风特质鲜明。我们对苏校长的尊敬，一方面是源于他投身革命的传奇故事，但我觉得，更重要的方面是他的以身作则、严于律已、为人表率。办校之初，国家面临困难，虽然市体校已经得到政策优惠，但许多事情还是要靠艰苦奋斗。没有游泳池，苏校长就带领职工和学生昼夜开挖，大干快上；没有田径跑道，苏校长带着大伙挑煤渣，修筑跑道；没有绿化，苏校长就带着大家植树浇水。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老校长的功绩，那些参天大树是最好的见证者。苏校长是老革命，但从不居功自傲，他时刻与师生在一起，与学生同吃同住同训练同学习同劳动，是“五同”校长。学生周日下午返校，苏校长也是周日下午到校；学生周六傍晚离校，他也是周六傍晚离校；学生每天6点出操，他是6 点之前就已经到达田径场。除了开会学习，他就是推门听课、进场馆看训练，始终与大家在一起，是群众心中的一盏灯。
记者：据说，您和苏校长还有一段特殊的感情，是否可以谈谈？张允文：这主要是源于文化大革命。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，法制受到践踏，人权无以保障，许多人受到不应有的巨大冲击。苏校长受到造反派批斗，因莫须有的罪名戴高帽、坐喷气式飞机、被辱骂挨打，受尽折磨。当时，我们都很同情苏校长，我也为苏校长讲过几句公道话，于是也受到了造反派的拘押、批斗和毒打。记者：我看到您有一张过生日的照片，苏校长还参加了您的生日晚宴，您和苏校长私交不错。张允文：那是我五十九岁时的生日照片，是我班高四学生宋光凯、钟嫩嫩等为我过的生日，苏校长也特地赶来参加。苏校长觉得文革中是因为他而让我受到了批斗，并差一点丢掉了性命，所以，他对我一直怀有歉意。这件事实际上也体现了苏校长的胸怀，他敢于担当，始终把群众放在心灵最深处，即使后来他平反了，他也正告别人，不要追究那些犯错误的学生，他们也是被蒙蔽的受害者。记者：您刚才说，文革中您差一点丢掉性命，是否可以说说？张允文：那段伤疤，不仅仅是个人的创伤，也是国家留下伤痕，就不提了。记者：可是，我还是想知道学校在文革这一段历史的概貌，因为这段历史也是校史的一部分，我们要对历史负责，对后人负责。张允文：学校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训练和文化教学都停下来了。初期，是整天组织学习文件、讨论、反思、贴大字报、开批斗会，接着学生自发组织到处拉练，到北京、到井冈山、到遵义、到延安，后来教工下乡、下厂进行劳动锻炼，学校已经名存实亡。为了安置学生，到1968年时，开始了实行“上山下乡”政策，学校名册上的学生就在那时作了安置，其中的许多人都响应号召，到农村、到边疆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，当时光去北大荒的学生就有68人，包括后来成为世界冠军的张德英。根据中央精神，学校于1972年复校，更名为上海市业余体校；1979年，原上海市“五．七体育训练班”与业余体校合并，更名为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，同时，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，挂名“上海市友谊中学”。
记者：去年，知名校友余海星先生（原北京市国资委监事委主任）捐赠了“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学校”老校牌的拓印件。您对老校牌是否有印象？张允文：当然有印象。校牌为将军书法家舒同题写，在学校单位，我记得他为华东师大写过校牌，为中专学校题写校牌，市体校还是第一家。我想说，老校牌非常珍贵，舒同是马背上的将军书法家，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，也是新中国第一任书法家协会主席。文革中，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，老校牌被迫撤下。因为无人保管，应该是被毁。我们应该感谢余海星校友，他怀着一颗热爱学校、钟爱校牌之心，为母校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。记者：作为文化教师，您对今天的运动员有什么话要说？张允文：我想说，第一，要使学生明了，我们的学校是双肩挑的学校，既要在体育训练上争金夺银，创造优异成绩，又要在文化学习上不甘落后，争取达到普通中学的一般水平，所以我们的学生要付出双倍的努力，不胸怀壮志、不艰苦奋斗是无法实现人生辉煌的目标的。为此，你们一定要接受学校全方位的培养，不仅是体育，还有德育、智育、美育、树立敬畏之心、培养感恩之情等；第二，要有一颗勇敢上进的心，无论你遇到怎样的困难，你都有对自己说，我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承者，我要顽强拼搏，不达目标，决不罢休！记者：最后一个问题，您的书法不错，您是什么时候练书法的，书法对您有什么作用？张允文：对书法还是比较喜欢的，主要是自娱自乐。我是解放前上的小学，那时学校对书法比较重视，专设书法课，规定要用毛笔写作文，所以书法是必修课，写得好一点是正常的。对于老师来说，字写得好特别重要，学生看到老师的字好，看着就舒心，学习的劲头也更大，我的学生中字写得好的也比较多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受到我的影响，我在黑板上写，他们在课桌上模仿。退休后，我也到别的学校去给学生上书法课，主要是自己喜欢，老有所乐。写字需要心静、专注，脑力与体力并用，站立、构思、布局、抬腕、运笔、用章，写一幅《兰亭集序》必须全神贯注，一气呵成，往往要用1个小时以上。我觉得书法是一种自我修炼，陶冶情操，培养宁静淡泊的心境，也是延年益寿的好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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